【编者按】
许多人可能听说过“无尽的前沿”，但不一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它既是一份呈交美国总统的报告的标题，又是一本美国高官的传记的书名，甚至还是美国国会近年一个法案的简称。几十年来，围绕着它迷雾重重，误解甚深。
在上一篇文章里，作者着重介绍了《无尽的前沿》报告的诞生，以及中国科学界如何以此为契机发展出“美国重视基础科学”的神话。在本文中，作者将继续介绍该报告在美国本土引发的后续影响。
《无尽的前沿》最重要的所指，是范内瓦·布什1945年呈交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份报告。但因为报告是已故罗斯福总统要布什提交的，杜鲁门并未要求提交这样的报告，他自然也就没有义务重视这份报告——事实上杜鲁门一点也不重视。
《无尽的前沿》在美国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在1950年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但是这个被视为“基础科学堡垒”、被许多国内学者盲目崇拜的机构，不仅从来未能主导美国的科研资助（长期只得到美国科技研发总经费的约1.5%），而且作为“基础科学堡垒”也早已沦陷多年了。
“应用技术vs基础科学”的内斗
范内瓦·布什在《无尽的前沿》报告中极力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希望美国的国家科学研究经费由科学家管理，最好是由NSF掌管巨额科学基金，他的理想是搞远离政治、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压力、由科学家个人兴趣驱动的“自由科学”。NSF首届管理机构是由24人组成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其中物理学家占绝对多数。
NSF设立之初，在政策上确实对“基础科学”极力倾斜，即使对工程学的资助，也主要关注基本原理，而不是设计和应用方面的课题。这种资助倾向让一些申请人公开抱怨说，只要一个提案有实际用途，就会被NSF直接拒绝。
美国的工程师和搞实际应用的科学家们，当然对NSF的这种做派极为反感，所以NSF从成立之日起就种下了内斗的根芽。最初工程师们在NSF的人事安排上完全处于权力外围，对决策几乎没有话语权。但进入1960年代，这种内斗就完全表面化了。
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美国工程教育协会主席沃克当选为24位委员之一。沃克试图让工程学成为一个单独部门，虽然他历经的两任NSF主任都对他的努力明确反对，但他的努力得到美国工程师行业的积极声援。1964年7月独立的工程部终于成立，与其余三个部门——数学与物理学部、生物和医学部、社会科学部——共同组成NSF的资助部门。工程师在NSF“争夺名分”的努力初见成效。
1985年10月美国参众两院完成法定投票程序，次月经总统签署，“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有关工程学的修正案”成为第99~159号公法的组成内容。修正案对NSF基本法案进行修改，在36处“science”和“scientific”后插入“engineering（工程学、工程学的）”，在3处“scientist”后插入“engineer”。比如原法案中的“科学和教育活动”改成“科学、工程和教育活动”，“科学价值”改成“科学和工程学价值”等等。
工程师们的“平权”斗争，最高诉求是单独成立“工程学基金会”，次级诉求是将NSF改名为“国家科学与工程（技术）基金会”，最低诉求是要求NSF基本法案将“工程”与“科学”并列。上述修正案只满足了工程师的最低诉求，但这毕竟意味着“工程学”从此与“科学”分庭抗礼成为两个平行系统。
“基础科学堡垒”的沦陷
1992年10月，Science杂志发表社论《NSF的未来》，说NSF正在面临三重抉择：1.进一步介入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领域；2.保持现状；3.回到最初。社论希望NSF“不忘初心”，希望NSF“在美国大学中培育免费的、基础的、以好奇心为导向的研究”。
同年11月，一个专门委员会发布了报告《21世纪的基金会：NSF的进步框架》。报告一方面重申NSF的主要使命，另一方面却建议将经费部署在“满足国家目标的科学战略领域”。Science杂志揶揄这份报告像“神谕”，不同的人可从中解读出不同的观点。然而NSF前主任布洛赫明确支持变革主张，他高调表态说：“人们必须意识到，布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时候重塑NSF了。”
2020年5月，《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s Act，编号S.3832）通过参议院投票。法案名称虽然是对布什《无尽的前沿》报告的“致敬”，但实际内容却与布什建立NSF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首先，法案主张将NSF更名为“美国科学与技术基金会”，目的当然是进一步提升应用技术在NSF的地位。类似的更名提议至少已经是第五次了，尽管目前仍未实现。
其次，法案极力强调“技术”。在法案文本中,“技术”一词出现了231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科学”只出现了163次，NSF的传统核心使命“基础研究”仅出现了1次）。法案断言：“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增加对新技术的发现、创造和商业化的投资来促进美国的创新，以确保美国在未来工业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这种地位正在迅速丧失。
今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内部持续数十年的争斗结果是，NSF现今的运行方式，已经和布什最初的愿景大相径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NSF已从纯科学“堡垒”转变为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并重的资助机构。当前NSF官网对机构性质的介绍，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主要通过拨款来完成我们的使命……基础研究是由好奇心和发现驱动的研究。我们还支持有可能为美国人民带来进步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研究。
然而，国内学者对NSF的机构性质仍然普遍存在误解，以为它是一个专门资助基础科学的联邦政府机构。虽然NSF成立之初确曾如此，但从1970年代开始，机构性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特别是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过后成立了“技术、创新与合作理事会”（TIP），意味着应用技术在NSF不仅地位进一步提升，领地也进一步扩大。
其次，NSF从当初的远离政治，转变成与美国国家利益深度捆绑。例如，NSF成立之初，秉持布什理念，为了让NSF免受政党政治的影响，特意将NSF主任任期设计为6年，目的是与4年总统选举周期脱钩。又如当初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法案，曾要求NSF“制定并推行促进基础研究的国家政策”，并且“评估联邦政府各机构开展的科学研究项目”，但NSF第一任主任沃特曼为了避免卷入政治纷争，认为“让这个刚刚成立的机构来评判诸如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这些研究巨头的工作，将是毁灭性的”，他拒绝行使这项权力。
现今NSF实际上已与美国国家利益深度捆绑，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与三次重要的外部事件相关：1950年代开始的美苏争霸、1980年代应对日本的竞争、当前应对中国的崛起。随着一系列保持“美国优先”的法案次第出台，象征着NSF已经走到了“美国政策制定的前沿”。而《芯片与科学法案》作为协调参众两院争议法案的最终版本，则意味着布什当年希望NSF不涉入党派政治的理想也已被抛弃。从历史上看，这其实早已不是NSF第一次涉入“党争”了。
布什当初主张的原则，和他建立NSF的“初心”，现今既已全盘失守，如果我们对NSF的理解，还继续停留在布什最初《无尽的前沿》所宣示的愿景中，将无异于刻舟求剑，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主观想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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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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